年轻的时候，我向很多小伙伴吹嘘过「我有一个当营长的爷爷，解放后本来选择了弃暗投明，却阴差阳错还是被人坑了，最后又是阴差阳错没能避过杀身之祸」的故事，说得次数多了，就仿佛我自己见过他本人一样。

印象中我也曾经把这个故事讲给星星听过，我们回老家时家人也讲给她听过，终于有一次，她问我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讲的版本、每次讲的版本都有一些出入呢？」这时我才发现，我对其中的细节知之甚少，很多是我基于自己的需要而想象出来的。于是，趁着这次父母过来，我拿着纸和笔，终于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时间轴出来。

然而有个不争的事实是，作为讲述者——我的父亲，与爷爷共同生活的时间其实只有两三年。他的很多记忆是奶奶讲给他听的，其中有没有失真、又有多少是基于他的需求而想象的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一度想将这一篇的标题改为「我的父亲的父亲」，后来想想还是算了。

爷爷属龙，查了一下日历应该是生于 1916 年。那一年，袁世凯去世，北洋政府开始进入军阀割据时代。

爷爷兄弟五个，他排行老四。老大只有一女；老二因为肺痨很早就过世，无后；老三一度做到宁夏马家军的军粮局局长，却被他舅舅逼着受了军法，无后；老五有五女一子，然而那个儿子却在 13 岁那年在黄河游泳时被水冲走了。唯有爷爷这一支，四子二女，枝繁叶茂。

村上有个邻居叫曾强，和爷爷同龄但是比爷爷小一辈。他有个特长是打得一手「干鼓」——就是唱戏时伴奏的一种乐器——而马鸿逵刚好特别喜欢听戏，机缘之下，曾强成了马的随身副官。于是，在他的举荐之下，爷爷从白银去了银川，当了兵，最终做到了营长。

关于爷爷哪一年入伍，爸爸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查了一下，马鸿逵是在 1930 年「中原大战」冯玉祥退出西北后才接管的宁夏，而 1949 年宁夏解放的那年爷爷只有 33 岁，如果真的是从基层做起的话，那爷爷参军的时间应该是二十来岁甚至十来岁。嗯，原来我会闯荡是有遗传的。

宁夏解放后，老马逃去了台湾，爷爷顺应大义，决意卸甲归田，回到中宁老家。也就是这个期间有的爸爸。

回家的爷爷也是不种地的，他租了筏子从宁夏顺着黄河往内蒙古的包头贩卖东西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又是山高水长，一去就是几个月。据奶奶说，爷爷第一趟去的收获颇丰，回宁夏后还带着奶奶回白银看了一下老太爷，拿出一堆一堆的袁大头孙大头。

1951 年（爸爸刚一岁），爷爷第二次出发，奶奶送着他出门，再与他相逢已经是十年后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爷爷从包头回到宁夏，在银川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抬头一看正是曾强。故人相见自是欣喜，曾强还邀他晚上继续促膝长谈，爷爷答应了。爷爷跟着曾强进了一处屋子，对着里面的人说「又来了一位」，里面问「叫什么」，曾强报上了爷爷的名字。爷爷越想越不对，也没等到第二天天亮，连夜就跑了。

曾强们筹划造反东窗事发，因为名单上的名字，爷爷被判了十年刑，出狱的时候已经是 1961 年。说来「幸运」的是，他在监狱里面，刚好躲过了 59 年到 60 年时的大饥荒，据说回家时气色竟然不错。

出狱那年爷爷 45 岁（正是我现在的年纪）。在家和妻儿一起平静生活了三年多，到了 1964 年，他因为肝硬化到白银来看病，没想到已经太晚了。到了秋天，奶奶带着大爹来接他回去，本来已经买好了回去的火车票，结果拉的架子车没赶上车，当晚只好在市里面住下了。

爸爸告诉我，「第二天早上，你大爹用架子车拉着你爷爷，一大早就出发往老家走。我和你奶奶坐的晚一些出发的公交车，那时候车票才七毛钱。等车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奶奶远远看到远处一棵枣树下面，架子车放着，大爹在旁边站着。看到公交车过来，大爹过来告诉我们，你爷爷已经去世了。」

那一年，爷爷 48 岁。

毕竟是六十年前的事了，爸爸给我讲这些的时候很平静，好像讲的人不是亲人，讲的事无关生死。只是那一刻，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奶奶的脸部特写，既有意料之中的淡定，又有已经竭尽全力的无力。那一刻并不是最哀伤的，对于奶奶来说，最哀伤的是爷爷在监狱的那十年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用她自己的话说——

「幸亏我的鼻子是肉长的，要是泥做的呀，早就被眼泪冲没了好几个。」